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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怎么就成了日本的国民作家?

字号+作者:redadmin 来源:文化 2020年05月22日

提到鲁迅,必然会提到革命文学。在鲁迅看来,革命与文学是一回事。在《革命文学》中,他曾写道:“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‘革命人’,倘是的,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,...



提到鲁迅,必然会提到革命文学。在鲁迅看来,革命与文学是一回事。在《革命文学》中,他曾写道:“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‘革命人’,倘是的,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,用的是什么材料,即都是‘革命文学’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‘赋得革命,五言八韵’,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。”

换言之,与其精雕细琢去搞“完美艺术”,不如先造匕首与投枪,虽粗糙,但实用。这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借口。

日本人竟把鲁迅当成“国民作家”

鲁迅生前论敌梁实秋晚年便撰文称:“鲁迅的作品,我已说过,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。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,也还是有问题的。”似乎是在印证这句话,“当代人是否还应读鲁迅”等话题屡屡浮现。

然而,所有这些讨论都建立在“中国人看鲁迅”的基础上,却忽略了鲁迅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影响。在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新加坡等国,鲁迅的作品至今仍在激励着读者们。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曾对他说:“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,能写出像《故乡》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。你这算是怎么回事?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?”而大江健三郎的感受是:“我一生都在思考鲁迅。”

那么,大江健三郎们为什么如此喜欢读鲁迅,他们究竟在读什么?翻开这本薄薄的《鲁迅的都市漫游: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》(藤井省三著,新星出版社),才恍然大悟。

首先,作者称《故乡》是“珠玉般精美的小说”,由此想到,大江健三郎的母亲也特别推重此篇,但有多少中国读者会特别注意到它?

其次,作者对《彷徨》的重视高于《呐喊》,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每篇小说,而中国读者正相反,对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一件小事》《社戏》等耳熟能详,至于《彷徨》,可能只对《祥林嫂》较熟悉。

其三,将鲁迅视同日本的“国民作家”。

鲁迅的挣扎在东亚世界有启迪价值

显然,作者是站在整个东亚视角来理解鲁迅:在近代化过程中,东亚各国道路虽殊,但遭遇的困境相同——传统已风雨飘摇,放弃它,就意味着放弃立身根本与心灵家园;坚守它,又意味着集体悲剧的延续。不论怎么选择,作为个体,都将陷入自失的困境,这成为难以弥合的暗伤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“希望本无所谓有,也无所谓无,这就像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才有了解决方案的意义——没有目标,只有带着希望去寻找。这希望并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,更多是人生意义上的。

鲁迅不相信人间天堂,在《影的告别》中,他写道: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。

鲁迅的幽暗意识如此犀利,契合了从“熟人社会”被抛到“生人社会”的东亚各国民众的心态。一部分人因对人性极度失望,选择同流合污;另一部分人则匆匆找一个巨大的概念投靠,主动消除自我。价值崩溃的氛围中,讽刺成了唯一的艺术,鲁迅却始终站在那里,不肯后退,即使偶尔尖刻,也绝不走向油滑。

在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中,鲁迅成为无边无际的精神荒漠里的一个人格模板,他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担当:一生在思考,一生在怀疑,一生在求索,一生在自我批判……正是这种自苦,为人生赋予意义。鲁迅是把各种价值都扛在肩上的人,不断受伤,不断迷茫,不断绝望,他却把这些统统变成了财富。

《彷徨》比《呐喊》的思考更深入

毫无疑问,革命性是鲁迅创作的显著特点,但在革命性之外,鲁迅还有更丰富的侧面,他试图挣脱现代世界强加给他的精神困境,因而对同样在挣扎的东亚各国人民,有了启迪价值。

比如《故乡》,抛开阶级因素,它也是城市化步伐加快、乡村迅速凋敝的结果,再也找不到自由且英姿勃发的闰土,一切都蜕变成“豆腐西施”式的辛苦恣睢。离开故乡时,曾以为它会一直都在,突然有一天,却发现它已变成陌路。

再如《彷徨》,它直面了后革命时代的困境,一切并未改变,曾经的新人被自身的缺陷所绊倒。《肥皂》中的四铭,从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退化成新遗老,因找不到生命中的新兴奋点,开始用肥皂意淫女乞丐,并披上“孝道”的包装。而《伤逝》中的涓生,在使子君启蒙后,出于自私的想法,又故意将她引导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,让一个曾焕发活力的女青年变成整天饲油鸡、洗衣服的少妇,心灵又渐渐死去。

与《呐喊》相比,《彷徨》中的作品思考更深入,鲁迅意识到,当革命与亢奋被混为一谈时,人们将不得不去面对落潮后的空虚,因为革命无法将人自动变成新人,不论是四铭,还是涓生,他们均未深刻地批判自己,虽然身体已进入了新时代,脑袋却留在了过去。

强烈的主体性是鲁迅创作的活灵魂

不论是《呐喊》还是《彷徨》,它们的共同点是:将读者们逼入死角,从而领悟到“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”。

这种强烈的主体性,是鲁迅创作的活灵魂。鲁迅不断提醒读者:生而为人,理应享受相匹配的人生,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,发出自己的声音,而不是盲目地挤入某个群体中,以为合起来的那个才是我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鲁迅与胡适双峰并立,但二人观念各异、主张不同,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斥责、嘲讽胡适,胡适晚年却说:“鲁迅是我们的人。”究其原因,二人都坚持主体性,鲁迅对主体性的弘扬与赞美,高于他的其他见解。而这,正是本书作者将鲁迅视为日本的“国民作家”的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在日本,太多读者因鲁迅而意识到自我,从此走上自我反思、自我觉醒的精神苦旅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民。

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、新加坡等国家中,鲁迅是一个方便法门,他的愤怒、失望与忧伤,与现代东亚人的感受特别接近。正是沿着鲁迅这架梯子,太多人读懂了现代世界的丰富、多元与紧张。

在细节上,《鲁迅的都市漫游: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》有一些缺憾,比如称高长虹因嫉妒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大肆嘲讽,这大概是误会了高的组诗《给——》,那不是写给许广平的,而是写给石评梅的。高、石是山西老乡,高长虹暗恋石评梅,高长虹的“狂飙派”与韦素园等人的“霍邱帮”都在鲁迅周围,双方有摩擦。恰好高长虹在媒体上公开批评鲁迅,鲁迅深感诧异,“霍邱帮”中人便说,高长虹在暗恋许广平,迁怒于鲁迅,鲁迅信以为真。类似的常识错误,书中还有一些。

然而,瑕不掩瑜,作者独具慧眼,常有见人所未见处。比如,他发现鲁迅一生多滞留在大城市,如北平、东京、广州、上海等。在仙台、厦门等当时的小城市,鲁迅驻留时间都不长,鲁迅在仙台上医学院时,三个长假都回了东京。作为都市漫游者的鲁迅,常被人们所忽略。

一方面,大都市的印刷品市场较成熟,为作家提供了生存空间;另一方面,鲁迅享受都市生活,在上海的10年间,他看了一百多场电影,虽然对苏联电影评价较高,但看好莱坞的片子数量要多出10倍,尤其喜欢看《人猿泰山》。

丰富的都市生活体验,使鲁迅能与东亚其他地区人们的感受相契合。

作者还发现,鲁迅在撰文评价别人的作品时,有时没看原著,仅通过他人转述,便在“思想性”上提出意见。其实,曾被鲁迅大加赞赏的萧红的《生死场》,可能鲁迅也没读完,只是转述了胡风的意见。

鲁迅是革命文学家,但更是人生者;既金刚怒目,又情感丰富;既思想深邃,又顽皮活泼;既严肃认真,又有时懈怠。

只从革命文学的角度看鲁迅,就不免遇到这样的解释困境:在革命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后,为什么还要再读鲁迅呢?

而从东亚的视角看鲁迅,就会明白,鲁迅与现代人格的养成还有这么多的交集,与后现代还有这么多纠缠,他的作品永远值得一读,他还将陪着读者们,走上很远的一段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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